前两天听了些巴拉基列夫的曲子，算是对当年五人团（The Five）的这位领袖人物多了些认识。相比于五人团的另几位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鲍罗丁和穆索尔斯基，巴拉基列夫的作品在今天似乎较少有人问津，除了那首炫技的钢琴小品《伊斯拉美》(Islamey)。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对巴拉基列夫的了解仅限于这部小品：流光溢彩，异国情调。
当然，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平整的结构、朴实的配器，外加一丝乡土气息：这正是典型的俄罗斯民族乐派了。如果说有什么新奇之处，倒是当听他的《三部俄罗斯主题序曲》(Overture on three Russian themes)时，我发现各种熟悉的旋律接连乱入。先是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我倒并不吃惊：这正是柴可夫斯基在其第四乐章中加入的俄罗斯民歌“小白桦”；然而紧接着，斯特拉文斯基的《彼得鲁什卡》也掺和进来，使我不禁莞尔。当然，巴拉基列夫的这部作品完成于1858年，比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要早20年，更不用说20世纪的斯特拉文斯基了。
五人团的几位大师都不是职业的音乐家。鲍罗丁是医学博士，也是一位成功的有机化学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是一位海军军官，不过后来转行去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做作曲教授。然而这几位业余作曲家通过对俄罗斯民族音乐的挖掘，在西方音乐史上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这同以柴科夫斯基为代表的学院派形成了戏剧性的对比：在柴科夫斯基那里，我们时常听到的是十九世纪的巴黎，是一个成熟老练的但又难免被时尚诱惑的旧式绅士。这是一种半斯拉夫半莫扎特的音乐，汉斯利克讥之为发臭的音乐。
有趣的是，就在柴科夫斯基写出一派西欧情调的舞剧音乐后不久，巴黎新一代的叛逆小青年德彪西却对鲍罗丁崇拜得五体投地。在他唯一一部弦乐四重奏中，慢乐章俨然是鲍罗丁灵魂附体。而上面提到的斯特拉文斯基在二十世纪初也成为巴黎乐坛上大红大紫的人物。
鲍罗丁和斯特拉文斯基似乎代表了俄罗斯民族乐派的两个不同的探索方向：前者是空间上的，后者是时间上的。鲍罗丁的音乐充满了来自高加索血统的东方情调。辽远空阔的草原，时而晴朗干燥、时而薄雾弥漫，带着一丝伤感，总让我想起自己的家乡。
而斯特拉文斯基深入到远古的俄罗斯，他似乎希望通过自己的音乐让俄罗斯民族的骨髓发出神秘而野性的声响。从他的老师里姆斯基-科萨科夫那里继承来的绚丽的管弦乐配器使这种声响如虎添翼。其效果自然是极其惊艳，令20世纪初巴黎音乐界一片哗然。
一时间，鲍罗丁的东方情调和斯特拉文斯基的返古招牌成为巴黎真正的时尚，这一点大概是当年的柴科夫斯基怎么也预料不到的。
自然，这种时尚带有猎奇的成分。就像在当时的法国一并流行的加美兰音乐一样，这些来自民间的、不加雕饰的、充满活力的元素使那些听惯了德奥传统音乐而昏昏欲睡的脑袋为之一振。在这方面，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马勒的《大地之歌》。
可是，不论是鲍罗丁，还是斯特拉文斯基，包括马勒，都不仅仅是猎奇和时尚。那些令巴黎和维也纳的听众们或者恼怒或者狂热的新鲜感自然是消失殆尽了，但是留下了难以用时间抹去的东西。这种东西同样存在于肖邦洗尽铅华的玛祖卡和华尔兹中，存在于巴托克刚劲硬朗的乐队作品中，存在于武满彻如俳句般空灵的交响诗中。这些遍居于世界各个角落的天才们，用他们极为地方化的音乐语言写出了不可说的真理。这恰恰是那些竭力抛弃民族化而一味追求“世界音乐”的作曲家们从未实现的。
也许上帝阻止人们建造巴别塔，只是因为他更喜欢用方言念出的圣经。
几段音乐的下载链接，由google音乐提供：
巴拉基列夫：伊斯拉美
Balakirev: Islamey
played by Boris Berezovsky
鲍罗丁：第二弦乐四重奏 第三乐章，夜曲-行板。
Borodin: String quartet No.2, III: Notturno-Andante
played by Borodin quartet
德彪西：弦乐四重奏 第三乐章，小行板。
Debussy: String quartet, III:Andantino
played by Quartetto Italiano
斯特拉文斯基：《火鸟》，终曲
Stravinsky: Firebird, Finale
played by CBSO, conducted by Simon Ra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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