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忘却的祭典

最近看了马林斯基剧院演出《春之祭》的录像，仍然是尼金斯基编舞的版本。我得说，又一次震惊了。不过不是被斯特拉文斯基，而是尼金斯基。

当提到“春之祭”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一部交响组曲。这部作品在现代交响音乐会曲目单上的频繁出现，使我们几乎忘记了它作为舞剧配乐的身份。况且在这个时代，音乐会演出已成为一种例行的仪式：旋律在冰冷的现代声学材料包裹的音乐厅中被精确地扭曲和延伸，这对音乐自身而言无疑是一种窒息。同样的窒息来自演出后乐手们例行的谢幕、听众们例行的鼓掌和欢呼。音乐被这些仪式封装在数十分钟之内，就像利乐包装里的方形牛奶。在掌声响起的一刹那，上一刻是贝多芬还是斯特拉文斯基都已无关紧要。无论《春之祭》曾被形容得如何叛逆如何前卫，在我们今天这些饱受后工业噪声洗礼的耳朵听来，已经是相当正统了。所以，当年《春之祭》首演时戏剧性的混乱场面注定是要绝迹的。

可是尼金斯基的编舞最终让我理解了当初那场骚乱的缘由。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我自己是十足的舞盲：此前听过无数遍《春之祭》的音乐，而完整地看到舞蹈，这还是头一回。虽然我还是会不自觉地将一半注意力分给杰吉耶夫。

杰吉耶夫棒下的斯特拉文斯基少了一些现代味（尤其是和布列兹相比），而多了些民族风格。所谓的现代味其实就是疏离感：对我们不熟悉的东西作解剖实验般精确地观察，这就是现代派。而对于马林斯基乐团而言，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简直就是遍布街头巷尾的卖艺人怀中的手风琴的声响，一种溶化在他们血液中的声响。因此他们的演奏完全没有实验室里精致的操控，就如同呼吸一样自然。

再说尼金斯基。这位传奇的舞蹈大师，这位无可避免地走向精神失常的天才，他将春之祭中异教徒的气氛施展到令人困惑。此前我曾见过舞剧首演时的剧照，当时就无法理解这些装扮夸张的女演员们如何会摆出那样一种猥琐的姿势。看完全剧后，我发现这种姿势原来贯穿舞剧的始终，就像是他们的天然位置。我以为看惯了天鹅湖的观众会被这样的舞蹈吓坏的：比如我还是第一次在舞剧中见到那种挺直身体向前倒下的动作（我印象中咱们军人经常拿来表演），而且居然是女演员的动作。最后的献祭之舞也出乎我的意料：动作十分简洁单调，如同提线木偶。很难想象女主角用这种舞姿可以狂舞至死。

可是这正是异教徒的祭典，是上帝的福音传入俄罗斯那广阔的原野与浓密的森林前夜的狂欢。那些舞台上注定无法为我们所理解的仪式，很难被解释成纯粹的感官刺激。

福柯在《词与物》的开篇向读者展示了，仅仅在几百年前的文艺复兴时期，那时人们眼中的世界和今天相比可以有多大的差别。这种差别甚至不能说是出现在世界观或价值观上，而是出现在文明的根部。人们赖以进行精神活动的概念体系、知识结构，以及言语方式在文明的进程中被不断洗牌。当我们回望祖先的时代，我们其实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我们面对的是我们的忘记。

无论是上帝的福音，还是文艺复兴中科学的曙光，它们在照亮新世纪的天空时，也为文明的积累设定了断层。《春之祭》所展示的，就是断层中的琥珀。习惯了喝利乐包装牛奶的我们，在面对这样的音乐和舞蹈时，自然免不了一丝惶恐：我们按照编号坐在各自的座位上，在音乐响起的数十分钟内保持安静，在结束的瞬间恰到好处地制造出掌声和欢呼，这一切与舞台上眼神痴呆动作诡异的“异教徒”们相比，区别何在？我们如何能够确信自己是高明的？

第一幕结束前的那段音乐，那一阵从地心处爆发的呼啸，就是最好的回答：以理性为名义任何自我标榜和吹嘘，都不过是沉溺。

因为，忘记与被忘，是人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