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鹤年老师

（题图：朱鹤年老师在今年的学生节晚会上。感谢梁吉德的图片）

 

一

2010年5月23日，清华物理系学生节晚会。对我来说，这次晚会有一种告别的意味——它是我本科四年的最后一次学生节。

与我感受相同的，除了所有即将毕业的六字班同学外，还有一人：朱鹤年老师。

朱老师就要退休了。这次晚会上，同学们当然不会放过他，讲两句话是必不可少的。不过，近年来的学生节晚会我们也从没有放过他。所以，退休绝不是主要原因。

朱鹤年老师为本科生讲授“基础物理实验”课程，不知讲了多少年。至少在我们六字班附近的几届中，“基础物理实验”曾经是基科班大一大二年级的必修课。不难想见，当时他的影响力波及整个物理系，甚至数学系。只要你进了基科班，不论你今后是学物理也好、学数学也好，甚至是今后转去信息、经济，你都得在六教七层的实验室里先泡上两个学期。在这两个学期里，“朱鹤年”这个名字就成了我们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

自然，这种阴影被带进了学生节。同每年基科班的课表一样，每年的学生节晚会上必然出现“朱鹤年”这个名字。说不定学生节当天上午，大伙儿还在朱老师的实验室里饱受煎熬。所以到了晚会上，我们肯定不能放过这个拿朱老师娱乐一把的机会。他的名字出现在哪里，哪里就必然是笑点。

朱老师本人早已处之泰然，我记得他在一次讲课中苦笑道：“每年的晚会上你们都拿我开涮！”

 

二

朱老师的实验课以要求严格而著称。

要求严格的老先生并不少见，只是朱老师的严格还伴随着严密，而且密不透风，这就难免叫人感到透不过气。朱老师的严格固然是沿袭了他多年来一丝不苟的教学风格，而他的严密，我以为，与他近年来从事的计量学研究不无关系。

朱老师对计量学的深入研究充分体现在他为基础物理实验课程所编写的教科书中，从而也充分渗透进诞生于此课的一份份实验报告中。翻开任何一篇典型的朱式实验报告，你总能发现，大部分篇幅都是数据处理。伴随着整页整页的数据，满眼都是“A类不确定度”、“B类不确定度”、“t因子”这些奇怪的术语。我甚至觉得，除了在朱老师的课上，我这辈子再也别想在什么地方见到这些术语了。

每学期刚开始，朱老师总会安排一次大课。在这节课上，他除了极其细致地解释教学安排与要求外，定会花很大篇幅“鼓吹”他对各种数据处理方法的看法、批评和建议。朱老师的普通话带一点江浙口音，讲起课来气息平和，声调顿挫，脑袋微微晃动。他用慈祥的目光紧紧盯住听众，还不时眨眨，俨然一位温厚长者。可是一讲到与“某先生”的学术争论时，他就不免激动起来，眉头紧锁，以至义愤填膺。

 

三

至于具体到实验，我们为朱老师总结出了一个指导思想：“用最差的仪器做出最好的结果”。

这并没有特别的夸张。在他实验室中某个实验台上，竖着一块大牌子。具体内容我不记得了，大意是，“一种测量××的装置：将×××的灵敏度发挥到极致！”，旁边落款“海淀区专利局”。令我捧腹。

朱老师提倡“积木式”实验。所谓积木式，顾名思义，就是坚决不用现成的高级仪器，而用初等的仪器通过自行组装来实现高级仪器的测量功能。他不止一次提到：“我们自己组装的××装置，比卖几百万元的××设备的测量精度还高！”

这种积木式教学的“受害者”最终还是我们。很多时候，做实验因此而沦为体力活。不过事后看来，我不得不承认这种方法对我们的确是很好的锻炼。在修完朱老师的课之后，我们还会选修“近代物理实验”、“高等物理实验”，使用的仪器越来越高级，实验报告越来越简单，当然也不那么摧残人了。但是和朱老师的课相比，我只有一种感觉：不够味儿。回想起来，在所有上过的实验课里，我在朱老师的课上学到的最多。可是如果再让我修一遍他的课，我是说什么都不干的。

朱老师将他的认真传给了他的助教们，而后者直接决定了我们实验报告的分数。所以在学分绩至上的指导思想下，我们写实验报告自然也不敢马虎。为了得到一个较好的分数，我们会将讲义上的内容一字不落地抄到实验报告上，我们会将所有的数据不分主次悉数列出，我们会在实验报告的结尾扯一堆无厘头的心得体会。所有这些做法只为一个目的：将实验报告撑得厚一些。结果，到了第二学期的实验课，一个大实验的报告动辄上百页乃是家常便饭。

朱老师后来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规定了一个报告页数的上限，比如一份大实验报告不能超过25页云云。自然，严密的朱老师不会忘记各种附加条件：除去实验原理、目录可以不算、图片另行计算、每页至多几百字……等等等等。

 

四

朱老师在教我们做实验的同时，也在用我们的实验数据做着实验。

对某一个具体的实验，他会统计出自××年以来实验课上同学的数据，拿这些数据作拟合。然后指出合理的数据范围。

在这样的统计中他修炼出了对付作弊的绝招。围绕此种绝招，传说和真相混在一起，无法辨认。

传说，他记住了“功函”实验的几万组数据；
传说，××实验中若是编数据，他一眼就能认出；
传说，他会上水木或物理系BBS观察同学们的对他的议论。

一旦被朱老师认为是捏造数据，那是铁定要挂科的。我曾亲眼目睹朱老师厉声盘问被他怀疑捏造数据的同学：
“说，××实验第×步的×××数据，是不是自己造的？”
“这组数据，正常的实验范围是×××，而你这组数据出现的概率是10的负六次方！”

不过我仍然很怀疑，他的那套判断标准是否总正确。至少我听说过漏网的例子。

 

五

朱老师在防止我们作弊、编造数据这方面也许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他不允许我们用铅笔记录数据，不允许涂改数据，数据记录完成后需有助教签字确认，有时还需拍照存档……

这种种做法肯定并非朱老师的本意。我猜，只是因为有太多为了拿高分、为了省事，或者为了其他什么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学生伤了他的心，他才出此下策：你尽管出招，我总有绝招能对付你。

于是，真诚在现实的平庸中渐渐沦陷。

在我们从小到大所接受的教育中，作弊的代价远远小于人们从中尝到的甜头。我曾经也迷惑：既然你选择了基科班，既然你选择了科学，那为什么要作弊呢？言下之意，你尽可以在其他地方弄虚作假，但是在科学研究中，我们还是应当坚持求真的精神。

这样的想法自然是太幼稚了。进入基科班不尽是为了从事科学工作，也许所有的课程，所有的考试，纯粹只是为了学分绩，为了GPA，为了排名，为了奖学金，为了今后推研出国，等等。我并不攻击这些动机。话说回来，我们都只是被根深蒂固的成见、各种虚幻的意象、名目繁多的意义所捆缚的可怜虫而已，这一点与我们的身份完全无关。所以，我们根本无法将自己的成见强加于人。甚至求助于逻辑也不行，逻辑只是成见的帮凶。

我曾经向一位九字班的学弟描述朱老师对付作弊的方法。他不断地设想各种作弊的可能，我告诉他，朱老师总有办法发现。这时，旁边另一位同在九字班的学弟不耐烦地说：“不要想招了，本来就不应该作弊，这没什么好说。”

我一时语塞，甚感羞愧。看来真诚的动机在平庸的现实面前真的太容易沦陷了。

我终于理解朱老师费尽心机抓作弊的做法了。我理解了，但我很失落。

编造数据的同学尽管编造着他们的数据，捞GPA的同学尽管捞着他们的GPA。他们想要什么给他们便是。只是，如那位九字班的同学所说，真诚的东西永远不会消失。这没什么好说。

 

六

不少同学慑于朱老师的严格，迟迟不敢选他的实验课。因为据传闻，朱老师在为我们六字班开完课后就将退休。这些同学寄望于在他退休后补修实验。

传闻终归是传闻。朱老师再一次出现在选课手册上：他还将开一年课。不甘心的同学只好再等一年。今年不退，明年总该退了吧。

第三年，朱老师的名字又出现在了选课手册上。这些同学终于心灰意冷，只得选了朱老师的课。再不修就无法毕业了。

可是这确是朱老师最后一次出现在选课手册上了。本学期之后他将正式离开讲台，消息似乎是确凿的了。

这意味着，从九字班开始，他的种种事迹将不会继续为基科班的新同学所知晓，他的大名将渐渐为学生节的节目所淡忘。对我们来说，那些永远鲜活生动的场景都成为了过去。

但是，我相信，在他所有学生的心中，这些场景都已变成某种对真诚的回忆。

让我们为拥有这样的回忆而庆幸吧。

开博一周年

（一）

去年2月4日，我在这里贴出一篇搬家告示，开始了“弦乐四重奏”在blogbus的旅程。
如果除去此前在72松若干不值一提的口水之外，到目前已是400多天，也就是说，一年多过去了。
码点汉字，略表纪念。
回过头看一眼自己在这一年时间内写下的东西，无非是一些不痛不痒的文字。
这其中，大部分是物理。原因很简单：我是物理专业的学生，物理是我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我的生命有物理的陪伴。
我视此为一种无比的幸运。
我现在已经二十二岁。二十二岁意味着什么？
Wilczek二十二岁时已经完成了他拿到Nobel奖的工作；
而Galois在二十二岁时早已留下了他永载史册的工作而离开这个世界。
作为我的“同行”，他们对我来说自然是一种刺激。
但这并不意味着更多。
我相信游泳爱好者绝不会因为游不过菲尔普斯而感到懊恼。
因为游泳的乐趣绝不可用其结果来衡量。
况且，更重要的是，（至少在我看来）物理绝不是竞技。

（二）

物理是什么。对此我的答案一直处于变动中。
它曾经是世界的真理，曾经是上帝的诗，曾经是一种信仰，一种奇迹。
然而，这种科学主义的宣传只对行外人奏效。
当我渐渐入行之后，方才明白，这些只是美丽的谎言。
所幸的是，当我一次次揭下谎言的面纱后，
藏在其后的面目总是更令人沉醉。
对此，你除了莞尔一笑，还能作何表情？
今天，物理于我而言，更像是一种规则绝妙的游戏，以至于你可以用一生的时间拿它来消遣。
在某些方面，它更像数学，像一种纯粹的智力活动；
在更多的时候，你还得倾听自然，看看这种纯粹智力的产出是否能得到来自大自然的回应。
在这种理性与自然的交流中，你会感到一种巨大的张力。
那是一种令我敬畏的神秘力量，是造物主跳动的脉搏。
也许，今后我还会得到不同的答案，此时自然无法预测。
但是，无论物理的意义如何改变，有一点自始至终未曾变化，那就是，
它如此性感。

（三）

写日志对我自己来说，是一种检验。
检验我是否有能力真正把握自己要写的东西。
实践证明，从谙熟于心到言之成理是一个非平凡的过程。
我告诫自己：一篇难读的文章一定是作者的过错而不是读者的过错。
写日志的另一个重要动机是“分享”。
“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似乎是人的本能。
理论物理这种学问，离现实很遥远。
当周围无数的人们在关注房价的时候，
我们只想关注遥远的星空。
关注一百四十亿年前发生的事情，那时盘古还未苏醒。
这意味着，我们的工作不会对世界造成直接的影响。
不过这并不会使我感到遗憾。
真正使我感到不安的是，
如果物理纯粹是一种自娱自乐，那么除了写一点只有圈内的小众可读的文章外，我还能期望自己通过它对世界贡献一点什么？
我觉得，写博是一种出路。

（四）

放眼今天的大学校园，意气风发、大发宏愿的青年才俊已是凤毛麟角。
偶尔有一点直抒胸臆的文字还会招来众人的讪笑。
大家都被现实的压力钳制得平庸而卑微。
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为眼前的利益而筹划，那么生活的乐趣又何在？
王羲之曾说，人的一生，无非是“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或者“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
这两种境界，前者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自然令我钦佩，
但我坦白，我无法做到。我缺乏这种激情和勇气。
所以就有了我的博客的副标题：“悟言一室之内”。
所求者，无非欣于所遇，暂得于己而快然自足。
幸运的是，通过这个博客，我的确认识了更多同样痴迷于物理与数学的同学。
他们中有的在自己的领域里做出了漂亮的工作，
有的正在为自己的梦想苦苦打拼。
但是他们对理想的执着则是一致的。
从他们那里我学到了很多。这是我写博客的最大收获。

（五）

最后，我希望作一澄清。
我写日志的目的不是传教，不代表真理。
我所写下的文字仅仅反映我的个人见解，仅此而已。

 

下面是我写过的所有有关物理的日志的分类。分类的标准是专业程度。随着五角星的数目的增长，内容更为专业；而五角星个数少的则意味着适合非专业的读者。

 

大学一年级的规范场论：★★★☆☆

不确定性原理的毁灭：★★☆☆☆

人择原理（译）：★☆☆☆☆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弦论：做游戏时请别当真：★☆☆☆☆

没有基本粒子：★★☆☆☆

人择原理，开普勒和宇宙：★☆☆☆☆

对称性的量子破缺：★★★★☆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切除时间（译）：★☆☆☆☆

为什么看不见高自旋粒子：★★★★★

各种无穷大：★★☆☆☆

肮脏的物理：★☆☆☆☆

全息引力：★★★☆☆

从全息原理到牛顿定律：★★★★☆

高能物理的没落：☆☆☆☆☆

简单和优美的包袱：☆☆☆☆☆

后现代化的理论物理学：★☆☆☆☆

高能物理的没落

对一般公众而言，高能物理也许是个神秘而陌生的名词。然而只要提到夸克、黑洞、大爆炸，你可能就该点头了。没错，它们不仅是科普书用来吸引眼球的工具，也是高能物理中的重要概念。（不止一次，当我说到高能物理时，对方问我，“就是原子弹和氢弹吗？”我只好说，这些能量还不够高。）

简言之，高能物理关注的对象是微观世界。在极端微小、极端高能的环境中，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效应将占统治地位。那是一个与我们的生活经验迥异的世界。另一方面，宇宙早期和黑洞附近的物理也处于高能区，因此广义上说，它们也算是高能物理的范畴。

如果从1897年J. J. Thomson在阴极射线中证实电子的存在算起，高能物理至今已有100余年的历史。从J. J. Thomson以后，各种新奇的实验结果在20世纪初集体爆发。特别是放射性的发现，使人们真正开始关注原子这个从未被探索过的领域。而恰好在此时，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理论粉墨登场，为理解高能现象提供了有效的工具。高能物理作为一个新的领域，到这里逐渐成型，并迅速进入它的黄金时期。

随后的故事在一般科普书上都能找到。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验上，高能物理学家的视野随着能量尺度迅速扩张，从最初的keV、MeV，直到今天的TeV，横跨9个数量级。在此期间，无数新粒子从对撞机中被产生出来，于是和门捷列夫当年的工作类似，物理学家开始寻找新的“粒子周期律”。这个工作在70年代基本成型，它就是粒子物理的“标准模型”。随后的八十、九十年代，是“标准模型”的精确测量时期。到今天，标准模型的绝大部分预言，在对撞机上以千分之一左右、甚至以上的精度被证实了。

故事似乎到此结束。也是从80、90年代开始，伴随着巨大的成功，高能物理迅速走向衰落。它的辉煌如今已让位给凝聚态物理。据说，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物理学家的专业是凝聚态物理。当然，相对于其它学科，整个物理学也进入了持续的衰退期。某些喜欢下结论的同学叫嚷，二十世纪是物理学的世纪，而二十一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的确，对此我不否认。

高能物理为什么会衰落？这似乎不是问题。任何一个学科总有它的黄金期，也总有它的低迷期。我们所能问的是，为什么是此时？

如果你身处物理专业的圈子内部，也许你已经听到过无数种答案了。比如，最常见的回答是，高能物理学在今天进入到一种尴尬的境地：能量太高，以至于无法用实验检验；还有人说，只有一个标准模型，剩下的事情无非是修修补补。总之，缺乏足够的实验证据时，理论的发展会遇到各种困难。

这些流行的答案大抵来自物理专业领域的专家，包括高能专家和凝聚态专家。但是，对问题的某些貌似合理的回答，有可能更加遮蔽、而不是揭示了真相。

科学的专业化从18、19世纪起步，到20世纪已经进入高度成熟的阶段。从此开始，独立生长的科学便成为历史。这意味着，某些并非出自科学自身的因素，将隐性地决定科学向何种方向、以怎样的方式、以怎样的速度发展下去。

以高能物理为例。早期的核物理实验只需在一间小实验室中即可完成。卢瑟福、居里夫人的经典工作都是如此。然而在几十年之内，高能实验的规模就随着能量量级的迅速攀升而膨胀起来，以至于发展到今天动辄方圆27公里大小的实验装置。如果没有强大、高效的团队合作，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这一切都是难以想象的。这些规模化实验的先决条件如何得以实现呢？历史告诉我们，国家的投入与组织至关重要。说到这里，如果你认为高能物理的唯一任务就是探索自然最基本的奥秘、寻找更深刻的理论——就像通常的宣传那样，你马上就会遇到困难：政府凭什么在贫困和饥饿尚未远离我们之时，还会将巨量资金投给那些为了满足无厘头的好奇心而搭建的巨型怪物？

事实上，当更仔细地考察历史后，我们将会得到一个令那些被惯常的宣传所蛊惑的头脑感到沮丧的答案。那就是，高能物理在二十世纪以近乎疯狂的速度发展起来，无非是因为各国政府在其背后的各种军事考虑。虽然对此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应当建立在对历史上各国相关政策详细考察的基础上，但是我们在此处的猜测也并非空穴来风：只消注意到高能物理的飞速发展时期恰好对应于二战前后、以及冷战时期这一事实就已足够。不仅如此，我们还知道，高能物理的衰落期恰好在冷战结束前后到来。而与此同时，凝聚态物理、以及生物医学技术这些在和平年代显得更为重要的学科则迅速进入黄金时期。难道这一切都只是巧合？

的确，这些事实也许并不能说明科技政策的转向会决定性地影响一个学科的发展。但是我们还得注意到，科学发展的风向转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因为，强大的集体潜意识不仅有能力把持具体科学发展的兴衰，还会动用各种舆论手段将这些既成事实拼命合理化。于是，我们就会听到上文提到的那些对高能物理衰落的解释。

其实仅从学科内部，这些解释也并非无可反驳。一般来说，一种学科只要能提出有意义、有价值的问题，就意味着它仍然具有生命力。在高能物理中，暗物质与暗能量的问题就是如此：它们都是理论与实验强烈冲突的地方，从而也是新知识的生长点。所以，说高能物理如今无事可做，显然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然而话说回来，我们也得承认，历史上惨遭意识形态绑架的高能物理，它辉煌的历史也是灾难的历史。它制造了一次次核爆炸，引起了无数的死亡、伤痛和恐慌，在那些人类的梦魇中，它不经意地变成了帮凶。

如今，我们已经无法期望理论物理能如数学那样纯粹，尽管它那些美好而迷人的理论仍然在震撼着无数人的心灵。物理学家需要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寻找出路，也许这寻找的过程是痛苦的，但也许，这现实与理想间的巨大张力，也正是理论物理区别于纯数学的刺激之处。

我想引用生物史家Stephen Gould一段有趣的讨论作为结束：

“科学就是一种通过社会嵌入的活动。它凭预感、远见和直觉向前发展。它的许多随时间发生的变化并不是记录一条越来越接近绝对真理的进路，而是记录如此强烈地影响科学的文化背景的风云变幻。”

 

今天的音乐是Maisky以大提琴演绎的三首俄罗斯小品：

1、The Lark（云雀）by Glinka

2、None but the lonely heart （只有孤独的心）by Tchaikovsky

3、Night（夜）by Rubinstein

点此下载。它们来自DG的唱片：

这三首都是经典的歌曲，其中第三首根据普希金的诗写成。Maisky本就以演奏小品见长，在这张专辑中，他如歌唱般的风格呈现出一种浓厚的感伤和忧郁。

清明于静安先生碑前祭

(题图：清华园内的静安先生纪念碑，摄于2007年5月)

清华园大礼堂前的草坪四周，环绕着这所大学历史上最早的几座建筑。除了早期的国学研究院的原址“清华学堂”外，一例是红砖青瓦，简朴厚实。位于西南角的老教室楼，今天被称为“二教”。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就藏在二教之后的小山坡脚下。此时正是春华萌出、草木新发的日子，小山坡上的些许绿色，让这里显得不那么荒凉。与那些被络绎不绝的游客围堵得水泄不通的景点相比，这里也算是难得的清静之处了。

静安先生名国维，浙江海宁人，生于清末乱世，精通于考古、文字、器物的研究，又长于近代西方哲学与文艺理论。按照今人扣帽子称“家”的玩法，把“史学家”、“美学家”、“文学家”等等帽子悉数罗列，对先生而言，定是一个冗长乏味的列表。不过王静安之名为今人所知，更多是凭借其《人间词话》的大名。尤其是书中对学者“人生三境”的论述，更是今天无处不滥用的“经典”。

静安先生终其一生都保持着清朝遗老的作风。辛亥革命后风云嬗变的岁月对他而言显然是一种精神的折磨。1925年，静安先生受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校园内的安宁也许可以让他暂时忘却世事的纷乱，孰料两年之后先生就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留给世人无尽的惋惜。先生曾留有遗言，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对此，后人的种种困惑与不解使其自沉一事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谜团。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然而无论如何，斯人已去，真相终不可知。而在我看来，也再无索隐之必要。清明是祭拜先人的时节，此刻去静安先生碑前一拜也许更合适。

先生之生平学术自是我等后学晚辈缅怀追慕的典范。然而更让我震撼的，却是静安先生纪念碑上的祭文。辞曰：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长久，共三光而永光。

反复读来，使我潸然。

这篇碑文，乃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的陈寅恪先生所作。去年有岳南先生所写《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问世，述写陈先生历尽艰辛的学术生涯。近几天我每晚睡前必读，现已至最末两章。每天与此书共度的半小时，已经拼缀出一段令我难忘的阅读经历。细思之，则百感交集，不知从何处道来。今且于静安先生碑前再祭，略述我之所感。

一祭先贤追求真理一往无前的精神。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陈寅恪先生是被称为“三百年来只此一人”（傅斯年语）的史学大师。他早年留学哈佛与柏林大学历十六载，所获学问广博精深，自然非我等外行人可道，姑引季羡林先生的一段话：

陈寅恪先生20年代留学德国时写了许多学习笔记，现存六十四本之多，门类繁多，计有藏文、蒙古文、突厥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等二十二类。

这里只谈到了陈先生在语言学方面的研习，与其毕生所学相比，显然是冰山一角。

可是当陈先生自德国学成归来时，却一个学位头衔都没有捞到，“完全是为求知而读书”。实际上他的学问不需要任何学位作为证明。正是如此，他才能在回国之后立即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成为今天清华学子在为游客们介绍校园风物时所乐道的“四大导师”之一。

读着那些事先准备好的导游词，我们是否已经渐渐麻木？我们是否真的能够“完全是为了求知而读书”？我们是否有超然之精神，脱俗谛之桎梏？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读书治学，发扬真理？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自信，敢于声称，我们的学术不愧于承荷先贤彪炳千古的伟绩所赐予“清华”的声名？每念及此，我只有无尽的仰慕，和无限的惭愧。我只能说，身处清华校园中，若无法回答这些问号，则“清华”二字对今天的学子而言，就绝不是光荣，而是耻辱。因为，最大的耻辱莫过于盗取先贤的盛名来装点自己的门面。

二祭先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贯穿了陈寅恪先生读书治学的一生。“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话虽偏激，却是学者独立精神的绝佳诠释。

清华今日有“科学技术史系列讲座”课程，在关于大学起源的论述中，主讲的蒋先生尝道：

从大学起源上看，大学实际上是教师和学生自由组织的行会，自主管理，自行设置课程，注重保护学生和教师的权利，与传统学校相比体现了一种自由开放的精神。作为学术共同体，它不依附其他权力机构，重视学术独立自主，重视学术传统的维护，这给学术长期稳定自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制度保障。

我们今天的大学是否体现了上面这段文字中所描述的大学之为大学的最本原的意义？

独立精神，大而言之，乃学术的独立；小而言之，则是我辈学人把握自己的尺度与准绳。与战事不断的20世纪前半叶相比，今天的校园似乎更为清静。其实不然。武力可以摧毁建筑，可以杀戮生命，但是不至于摧毁精神。今天我们则处在一个精神纷乱的年代，一个一切都世俗得无可救药的年代。大学自然也不能幸免。当四下周遭都随风起舞、甚嚣尘上之时，我辈学人是否能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我愿以此祭奠静安先生与诸位先贤，并与身边同学好友共勉。

后现代印象

（按：新开的blog空空如也，72松的文章也搬不过来。遂贴一篇旧文以充数。题图：Kandinsky: Composition IV。）

后现代主义。这至少是一个令我望而生畏的名词。

文明世界的各个领域到了二十世纪初被不约而同地引爆了。这场颇具隐喻意味的灾难使得我们在今天仍感到无所适从。当我们小心地回顾历史时，仍旧能感到惊心动魄的震撼。当神经质的尼采以先知的角色宣告“上帝死了”的时候，欧洲大陆还沉睡在世纪末的迷梦中。可是二十世纪就在这个瞬间无可争辩的疾驰而来，人类的视野被史无前例地扩张和加速。我们看到了毕加索精神分裂的立体主义绘画，看到了斯特拉文斯基的舞剧摧毁性的首演，看到了自己的骨骼被曝光于诡异的X射线之下，还有弗洛伊德泛性论的精神分析法、爱因斯坦神秘莫测的相对论，接下来便是人类历史上的空前浩劫——两次世界大战……
一向显得圆整优美的传统形而上学到此刻变成了硕大而无用的怪物，而历来以科学之王自居的哲学在十九世纪后迅速发展的自然科学面前捉襟见肘。也许，习惯于漫游在象牙塔中的哲学家们还不曾意识到外面的世界在以惊人的方式崩塌，尽管他们深奥玄妙的思想游戏已经触及到一个危险的边缘。

早期的现代性批判大师喜欢拿出自己的一套陈述。一些在以前被认为是某一种具体的活动到这里突然有了特殊的意义。“解释”、“写作”、“语言”，这些看来具体的行为变得至关重要。
人的思想有着无限的可能性。对思维的限制一旦被取消，多样性立即就成了主流。多元化，归根结底还是指人的大脑——思想是多元化的。
可是，后现代哲学的建设性远远落后于其破坏性。这种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发的严重了。

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固有一种强烈的批判力量，这使得其思想具有强烈的破坏性。诚然，批判性能使我们不至于在沉醉于表面现象时变得懒惰，但我们在疯狂地解构传统的同时，却并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解构的乐趣大概如同发现新大陆一般，绕到未知的背后去宣布“不过如此”。可是，智慧的头脑在漫无边际地展开着这项游戏时，却没有理会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一切假象都被剥离，如果这个世界不再有遮蔽，那么仅存于我们面前的就只有一片精神的荒芜了。
虚无主义的边缘上也许的确藏匿着真理，或者至少显现着一些诱人的迹象，吸引着智慧的头脑向它不断逼近。因而，哲学家很难避免玩火自 焚的危险，因为大概没有哲学家愿意被戴上虚无主义的帽子。虚无主义像一个可怕的幽灵随时守候在一个个智慧的头脑旁边，等待其自投罗网。

后现代的哲学建立在现代性批判的基础上。在这里，理性和主体作为现代精神的根基被拆散。事实上，现代性自身的确有许多困难。但是，现代性是否需要在此时被取消却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我们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宗教精神的统治地位被取消，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宗教精神陨落之后，科学精神成功地取得了统治地位。科学在这几百年间取得了令人称奇的建设性的成果，尽管对科学的滥用也导致了许多问题。
可是，如果现代精神在此刻被取消，我们就需要一个新的替代方案。大概有人会立即后现代地攻击我这个讲法，他会说本来就不需要一个被定义为中心的偶像。不错。不过我无法想象一个精神无政府主义的世界会怎样地恐怖。
费耶阿本德也说过，他的哲学是治疗性的。他并没有试图摧毁现代性。
必须清楚一点：我们是人，而不是聪明的、会思考会辩论的机器。人的主体属性已经被消解，这没有关系。但我们仍然要注意到，人还有自然属性。比如，人不喝水是无法生存的。同样，我们大概真的需要一个偶像，作为精神活动赖以进行的基础。

今天，“后现代”已然成为一种时尚的标签。在一个意义崩解的世界里，任何不经过思考的、原初的、本能的行动被高度推崇。艺术在这个意义下被降格为生活方式，而行为本身成为对艺术的最终解释。于是，艺术变成了被压制群体和被排斥观念借以平反的战场。由于真伪和善恶的标准已不复存在，因而，自文艺复兴以来居于艺术中心地位的人性的光辉也消失了。深度的思考遭到攻击，代之以零度写作，甚至无意义本身也变成了行动的目标。说穿了，这就是虚无。
“后现代”这个名字被如此滥用，以致“后现代”在常人眼中成了怪物。本来诞生于最严肃的哲学研究的那些发人深省的思考，现在却成了一切不加思考同时又希望免受攻击的“流派”的挡箭牌。这是智慧对精神的亵渎。
后现代的悲剧。

我们今天置身于一个精神分裂的世界。一个人可能同时生活在几套不同的话语系统中。相互冲突的导向同时输入到我们的价值判断系统，最终导致信仰的漂变以致丢失。在这样的世界中生存是对每个人精神力量的考验，所以无怪今天人们的精神问题变得尤其突出。
似乎没有什么真实，有的只是符号。“世界成为图像”。我们面对大量无意义的符号，而我们虚构的意义来源于符号间的差异性。真实已经不再重要，我们只需要来自符号的刺激。一个巨大的、精致的虚拟世界包围着我们。由此导致的人的感情缺失，却也是通过虚拟的符号世界得到补偿。
这是后现代哲学绝妙的隐喻。

后现代思潮……似乎是解蔽的工具，却并没有使我们的生活更加澄明。也许，今天的混沌是社会自身演变的结果，不能归咎于后现代，甚至相反，后现代可以看成是一种对今天的混乱的救渡。但是，我们总还是希望，人类的精神变得更坚强一些。
如果立即停止思考，一切又复归于正常与黑暗。玩火的游戏，永远只属于不甘寂寞的普罗米修斯。